2021年9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各省份和省级集中带量采购高值医用耗材的品种要达到5类以上。
就在《规划》发布的前几天,国家医保局组织的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正式开始。这是继去年心脏支架之后,国家组织集采的第二个高值医用耗材。
去年心脏支架从均价1.3万元降至700元左右,这次拟中选结果显示,髋关节平均价格从3.5万元降至7000元左右,膝关节的平均价格从3.2万元降至5000元左右,平均降价82%,降幅之大,赢得了患者对国家集采工作的称赞。但集采降价后的药品和器械耗材能否及时到达患者身边,还受一个关键因素影响,即流通企业是否能在有限的利润分配下及时将药品和器械耗材送到医疗服务机构。
本期,我们邀请到国药医疗的总经理邓学精从国家带量采购的政策环境出发,介绍医疗器械耗材流通行业以及国药医疗的发展情况。
邓学精,从事医疗器械行业的管理工作十余年,国药集团四川省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医疗”)总经理。国药医疗是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器械”)的控股子公司,致力于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优质、高效的一站式技术服务,建立了包含医院直销、商业分销、物流配送等医疗器械产品服务的业务体系,并代理经营多家国内外医疗器械骨科品牌以及人工智能5G骨科手术机器人、3D外固定打印、超声仪、内窥镜等产品,构建了覆盖全省的销售网络。
自2018年国家组织“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工作至今,药品集中采购已经进行了五批,第六批也将进行。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已经超过了200多个品种,中选产品价格平均降幅也达到54%,自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已经连续三年调整了医保药品目录,目前有2800种药品纳入到目录之中。
相比药品带量采购,医疗器械的国家带量采购工作推进的稍晚一步,现阶段正在重点推进高值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已经完成了心脏支架和人工关节的集采工作。
为何国家组织集采能把价格砍下来?
邓学精解读,这项举措的出发点是保障人们能够看得起病,同时节约医保开支,将更多资金投入到产业创新中去。首先是因为采购量大,能够充分发挥“团购”作用,其次通过带量采购,生产厂家明确了市场用量,在回款有了保证的前提下,报价时将主动砍掉中间环节产生的不必要费用。
至此,药械领域“中间商赚差价”的时代迎来终结。
近期完成的人工关节的集中采购,就集合了全国医疗机构一年90%的用量。数据显示,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数量每年正以20%的速度增长,一些需要置换人工关节的患者难以负担相关费用,在这一举措下,有效挤掉高值医用耗材不合理的价格水分,再加上医保报销,患者享受到的实惠力度进一步加大。同时,据邓学精测算,这次大幅降价还可为国家节约近160亿的医保支出。
国家组织集采工作涵盖从开标到中标结果的落地、供应及使用,每个环节都不容忽视。卫健部门要负责监督医疗机构优先选用集采中选产品,医保部门要确保医保报销支付,药监部门要做好质量监管。中标签约厂家既要确保产品质量过硬,还要保证供应稳定。在国家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老百姓已经切实享受到了带量采购带来的民生实惠。
谈到国家集采品种的选择时,邓学精表示,在医保局做市场调研时,已有充分论证选择的集采品种既是人民群众需求最迫切的,也是本土企业拳头产品能够实现国产替代的。
谈到一些高端医药产品和器械,受技术壁垒限制,研发生产成本高,短期内还无法通过国家带量采购提高其可行性。对于这些尖端的、特殊的药品、医疗耗材,国家也有相应的制度来科学规范其采购流程,但目前这类产品还不是市场主流。
邓学精始终相信带量采购政策的科学性,也认为随着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越来越强,企业创新主体在生物医药领域的一些高端品类上实现技术突破的那一天并不遥远,带量采购的范围也会随之越扩越大。
过去,药械厂商需要到各个医院去竞争市场份额,现在,随着带量采购的实施,厂商们只需根据国家医保局统计的采购量,在统一组织下发起竞价。这一模式也优化了“多小散乱”的医药产业的资源整合。
带量采购为医药产业追求规模经济和集中度提供了动力,为研发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突出的头部企业扩大市场规模提供了机会,运用竞争机制筛选出质量较好的产品,为药械市场提高了门槛。随着带量采购范围的扩大,一些不适合新时期发展要求和市场环境的企业会被淘汰,有效配合供给侧改革,避免了产品同质化竞争和产能过剩现象。
目前,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渐入深水区,在明显降低群众求医问药负担的同时,也在重塑医药行业的利益格局。高价值医用耗材在告别高价前,供应商可以做到对医生的精准化服务,随时补货,积极开展后期维护,但目前如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等产品的价格大幅下降后,供应商没有了高额的回报,服务动力也明显下降。
从流通企业来看,集采使相关品种降价百分之七八十,配送费用跟产品价格总额相关,对流通企业的利润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对流通行业中的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对大型企业来说,尤其像国药医疗这类央企下属子公司以及如科伦制药、康弘药业、九州通等区域民营龙头,邓学精表示面对困局,在利润走低的情况下,仍然会坚持负重前行,担负起社会责任,响应国家倡导,配合减少流通环节,进一步降低药械价格虚高,提供便捷配送服务,减轻群众的用药负担。
大型流通企业基于健全的自身发展条件,既有完善的流通体系和销售网络,也有合规的内部管理制度,资金足够支持在带量采购开展后完成业务模式的创新和变革,进一步扩大自身业务的市场占有率。
国药医疗顺应行业变革,正在拓展发展方向,除了持续在物流配送中推进信息化和大数据融合外,还开展了一系列高端精准医疗、智慧医疗产品的代理,包括手术机器人、3d打印产品等。未来,国药医疗的业务发展也将继续向国家支持的新技术、新材料方向靠拢,在集采环境下找到企业的新定位。
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政策、法规不断更新、细化。在过去的几年里,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使用办法先后实施,耗材治理改革深化,耗材加成取消,两票制实施,体外诊断控费降价开始,医疗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成为热点,带量采购开始铺开,医疗器械UDI工作启动。
邓学精从业十几年,见证着政策变化持续助力医疗器械供应链的快速变革,一步一步向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其中,一项精细化服务——院内供应链延伸服务模式(简称SPD模式)近年来在各地医院遍地开花,将过去简单的配送服务延伸为医院提供全流程、精益化和智能化的深度服务。
具体而言,SPD模式是在保持医院耗材品种自主选择和招标采购权不变,以及保持与耗材供货商购销合同关系的前提下,选择一家服务供应商按协议约定为医院提供耗材的院内供应延伸服务。服务主要内容包括协助院内完成耗材计划汇总、协助采购备货、验收、入库、配送等各项工作。
SPD模式之下,医院能实现用后结算、零库存管理和精细化管理,降低物流管理成本,减少浪费,全程可追溯。遴选成为SPD供应商的企业,往往都是具有相关资质的大型流通企业。
其中,国药器械顺应医院需求和政策导向,于2019年推出了自主设计的全流程、精益化、智能化的SPD服务项目——“FLI+”创新服务方案(以下简称“FLI+”),致力于打造一批区域乃至全国院内医疗器械供应链管理新模式的标杆。“FLI+”在医改推进、医院控费降耗等各种因素作用下,快速蔓延,受到众多医院的认可。
迄今,“FLI+”已在北京、上海、山东、内蒙古、广东、吉林、湖南、辽宁、宁夏等地陆续启动实施,在四川地区的三六三医院、成飞医院、彭州市人民医院、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等三级医院也先后中标。在医疗流通巨头们纷纷加码加快布局SPD业务的今天,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SPD系统的国药器械既是开拓者,也是行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持续为其服务赋予了更多内涵和外延,逐步从模式上显示出竞争优势引领行业。
国药医疗作为央企下属子公司,一直以来按照国药集团党委的要求和战略部署开展工作,除了承担总部分配的物流配送任务和本身的配送业务外,还拥有2200平米的第三方仓库,为其他企业提供第三方仓储和配送服务。
在成都服务多年,谈到区域药械产业发展环境,邓学精感受到,高新区在成都乃至四川省内,对医疗产业的扶持力度相对较大,并且医疗器械企业的聚集度较高,已形成集约化产业化发展的优势。高新区打造有天府生命科技园、成都前沿医学中心,并且和双流区合作共建有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培育和引进了一批有影响力、有深度、带动效应明显的项目。
但在谈到四川本土的高端医疗器械产业时,邓学精提到在业务代理中接触到的本地厂商确实较少,尤其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在政策环境、产业环境和人才环境都不够突出的境况下,高端医疗器械产业的生态环境还有待完善。沿海地区的开放性让当地政府和园区在政策扶持上操作更加灵活,对一些前沿创新团队的吸引力更大,并且在一线生产的高技术工人也非常充足。
现在成都有一些区域已经开始在体制机制以及外部环境的营造上走在了西南地区的前列,比如一些园区开始开展代理代办注册,落实税收返利政策。他相信未来高新区的产业生态圈也将逐渐完善,为药械产业的腾飞提供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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